“有产业的少科研，有科研资源的没有产业”曾是我国医药产业基地的悖论。而如今京沪两地爆发的药企研发热，正在带动新一轮医药产业升级—— 　　“把研发中心放到中国，这是众多外国药企根本不需要论证的决定。”宝日医总经理宗康拉说。这位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多年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博士，去年携妻带子从旧金山回到老家北京，在中关村附近定居，因为那里离宝日医未来的所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很近。 　　

   “这是跨国药企近年来投资中国的一个新趋势。前20年，他们以投资药厂、生产制剂为主，世界排名前25名的药企几乎都在中国设有工厂。现在，一些大的外国药企如礼来、罗氏、诺和诺德等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执行会长于明德介绍说。 　　

    看好研发型“药谷” 　　

    正是在医药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许多城市都投入力量积极建设各自的医药产业基地，人称“药谷”。在这些“传统药谷”里，医药生产型企业占了主流，而上海张江药谷和北京中关村生命园则独辟蹊径，以研发企业为主流。“因为国外药企投资研发中心看重的不是生产线和熟练工，而是科研资源和氛围。” 　　

   “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都在集中建设药谷，山东、广东、江苏、浙江等6省市的药厂集中了全国药品销售收入的52％，利润的60％。”于明德会长介绍说。在北京，除了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还有大兴的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基地和亦庄开发区三家以医药产业为主要方向的园区。 　　“7月16日，北京市发改委等单位召集三大医药基地，合商实施《北京市生物医疗产业规划项目》，就是要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整合北京医药资源，避免恶性竞争。以后生产型的医药企业可能会更侧重于考虑大兴的医药基地，而研发型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在地址的选择上侧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大兴的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基地总经理助理闫柳柏说。 　　

     培植创新能力 　　

   “由园区内研发药企带动的这一轮产业升级，对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研发中心必然带来产品开发技术，从而带动整个研发链上的所有环节，如原始化合物的筛选合成、药物结构修饰、临床控制以及病人标本的采集、病理分析、非临床实验规范等等，先进国家药品研发的法规与程序都可以被国内企业更多地了解，这不仅有利于完善我国的药品研发制度，更有利于企业走向国际。其次，训练了一批研发人员，储备了人才。另外，设在中国的研发中心的成果或是研制出的药品一般会首先在中国上市，这对中国的患者来说也是福音。”于明德会长说。 　　

     事实上，中国医药产业目前面临着诸多问题。高端生物医药的研发能力仍然很低。“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起步晚于欧美日20年的时间。人家的生物药品是创新型的，我们现在生产的20多种生物药品中大多是仿制的。去年，美国批准了30多个新药，其中11个是生物技术药品，今年我国仅批了1个。创新能力的差距已不止20年了。”于明德会长说，“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国内外药企很难合作，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层面上工作。” 　　

    “本土的中药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日益迫切，我国的中药现代化已提了多年，但一直进展缓慢，如果再不引起充分重视，中药的研发领域也可能成为国外跨国公司的天下。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分析中医药的优势，推进中药现代化的进程，立足国内，积极适应欧美日市场的需求。”于明德会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