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在7月24日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当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从今年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两会”的议案、提案中，记者发现各地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时，指标体系出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国计”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围绕“民生”展开。

　　降低能耗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

　　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十一五”时期单位ＧＤＰ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目标，成为各地规划的“共同选项”。据了解，一些省市还制定了降低水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指标，而这些指标大多数是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北京提出“十一五”期间水耗要降低20％，其中2006年降低5％。山西省提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平均耗水量年均下降8.3％，5年降低35％；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污染物排放总量年均下降10％，5年共降40％左右。在经济逐渐步入快速增长期的中西部省份，各地规划中也透露出不“唯项目论”、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烈信号，陕西省政府率先提出要建立节能降耗统计发布制度。

　　但实际表明，今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8%，今年实现能耗下降4%左右的目标面临严峻挑战。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日前明确表示：“将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的强制性门槛，遏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前不久，国家发改委与地方及中央重点企业签订了45份节能目标责任书。

　　据了解，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严把能耗增长源头关，从严控制新开工高耗能项目。山东已确定1000户重点企业的主要节能指标。江苏等沿海地区开始率先在省内公布各个地区的发展能耗指标，并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让各级干部在发展决策上把经济成绩与能耗成绩同步考虑。

　　据专家分析，我国在新一轮增长周期内，沿海等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正在从粗放型向准集约型转变，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在部分省份已经超过了45％，标志着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转向。

　　幸福指数是把和谐尺

　　把“幸福感”作为衡量一个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摆上多数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西安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北京市政府也表示，今年将开展幸福指数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市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

　　研究和谐社会内涵、探索具体路径，使“和谐社会”由一种理念变成一系列可操作、可评测的指标，成为今年很多地方政府又一个关注的课题。针对我国国情和深圳市民要求，同时吸取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成果，深圳市政府提出“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6个一级指标作为“和谐尺”的“寸”，其中又细分出39项指标作为“分”，以期构成一个社会和谐度的综合监测体系。据了解，在“和谐尺”上，体现市民生活水准的“分寸”，除人们熟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房面积、恩格尔系数、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等外，每万人拥有医生、律师、专利申请数和每10万人批准登记公民组织数等被列入“社会发展指标”；体现社会公平的“分寸”除基尼系数、收入差距等常见指标外，还包括性别平等指数、政府民主决策率、重复上访率等指标；体现保障和安全的“分寸”有登记失业率、社保参保率、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内容的“社会保障指标”。有了这把“和谐尺”，深圳市民可衡量社会和谐程度、个人幸福状况，评价政府部门的政绩；政府部门也可用这把尺来规划工作。

　　软硬指标之变凸显新政绩观

　　既重经济指标，又重民生指标，传统视野中的“软”指标正渐渐变“硬”，将公民满意度、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终极标准，这意味着“以人为本”正成为政府的核心理念。

　　多年来，发展指标一直存在“硬指标”和“软指标”之分。国内生产总值、财政税收这类指标，被一些地方所追捧，属于“硬指标”一类；而城市污水处理、每万元生产总值能耗这类指标，因各种原因常被冷落，属于“软指标”。在各地相继通过的地方发展规划中，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外贸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这些正逐渐退出政府的指标体系，被节能、科技、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新指标取而代之。

　　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认识到，财富并非“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个人职业状况满意度、个人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养老忧虑是影响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强调以人为本，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城市噪声问题，农村医疗卫生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房价高、上学难、看病贵，以及环保、治安等各类问题，无论事情大小，最让百姓牵肠挂肚的，也是地方政府普遍关注的。

　　随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逐渐退出一些领域，摆脱“万能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形象，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自觉的理性选择。体现到发展指标上，就是分类设定发展指标。据报道，上海市的规划中共有5大类38项主要量化指标，过去指标体系中最受重视的经济增长率，被归为预期性指标，而事关民生的指标则成为了约束性指标，被放在了突出位置。长春市政府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各项指标设定分为导向性指标、预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三类。国内生产总值、人均ＧＤＰ、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一些产业产值等指标，都被列到预期性指标中；列入导向性指标的是城镇化率、全市森林覆盖率、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内容；而城镇开发就业岗位、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人口参保率、城市污水处理率、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涉及公共服务或公众利益领域的内容成了约束性指标。

　　统筹兼顾再创新政绩

　　从各地的发展指标可以看出，坚持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各方面的力量，在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中创造出新的政绩，正在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观中的重要内容。一向发展速度较快的浙江，把未来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定在9％以上，相对于这个省“十五”期间年均12．8％的增势；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地，亦将“十一五”期间ＧＤＰ增长速度纷纷调低。经济结构调整和运行方式的重新“定位”，是建立在不再比拼经济增长速度，而要兼顾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指导思想之上。

　　有关专家指出，我们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走出不计成本不求效益、以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忽视社会公正、牺牲后人发展的“发展”误区，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创造出新的政绩，是这次各地发展指标的显著特点。

　　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制订发展指标？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朱庆芳建议：要把教育当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作为硬指标纳入法制轨道，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建立较完善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调整福利政策。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从战略上调整城乡关系。要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突出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彻底改变单纯追求速度的考核指标。应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的综合指标体系，增加经济效益、投资效果、环境质量、安全生产等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指标，并加强对考核目标的督促检查。

而今，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为官一任，干好当前，谋划好未来，为今后的发展打基础、蓄后劲；创造的政绩，不但要能够经受住现实的检验，也要能够经受住科学的检验和子孙后代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