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请您谈一谈整个医疗行业的弊端及其成因？

　　刘晓程:第一，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支持不足，只占GDP的3%左右，比世界一般国家都不如，美国是15%。

　　第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健全，缺乏一个健康的补偿机制，现行的政策是，除离退休人员费用外，其他费用只够在职人员经费的20%，剩下的由自己挣。由于院长手里没钱，所以各医院通行的做法是让各科室主任负责，收入和奖金挂钩，那样就很难控制，医疗行业信息极不平衡，必然出现内行哄外行的情况。

　　第三，国家对民族医药业支持不够，国内发展不足，致使大量洋药、洋卫生器材涌入中国市场，一个冠状动脉球囊扩张管要一万多元，冠状动脉内支架竟达1～3万元，上游涨水，医院收费自然就高了。再加上药品中间环节太多，一度最高时，药品从出厂到医院就涨了6倍，这一切，使中国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承担虚高的医疗费用，从而导致农村和城市下岗人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出现。第四，行业不正之风禁而不绝，这边吃回扣，那边收红包，而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生收入太低。据我了解，中国医生工资是除朝鲜之外的世界倒数第二。医疗技术本身是一个卖方市场，经济没法支撑，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就会发生。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刘晓程: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在保证技术上人人平等的前提下，我们细分医疗人群，对先富起来的人群也满足他们在舒适程度上的不同要求，病房分成8个档次，从普通3人间一直到总统套房都有。在材料批量采购中，通过竞价采购力争达到最低价，并且还尽可能为患者争取利益。比如在采购国产机械瓣膜时，到最低价后，我们要求厂方在买多少个后赠送一个，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赠送的这个安排给真正花不起钱的患者。

　　在材料的选用上，我们提倡能用国产的就不用进口的，因为很多材料其实并没有国际统一的量化标准，单纯从功能上看，这些消耗材料都可以被国内产品取代。在费用支配上，医生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从耗材看，就有节省和不在乎两种态度，更不用说其他由于利益驱使带来的操作。我们的做法是搞成本核算，医疗收入不和奖金挂钩，而单病种的成本核算就知道了谁在浪费，这样控制可以最大限度缓解医院和患者利益对立的矛盾。在监控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成本核算、考核工作量来与奖金挂钩，这样，利益驱动的纽带割断了，医院照样没耽误收入。